摘要 / Abstract
本报告回答一个问题：什么维持了经济增长？——注意是"维持"（sustain）而非"启动"（ignite）。借助索洛模型的稳态逻辑可以证明：资本积累与劳动投入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，单凭要素积累，任何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增长终将衰减为零。能够无限维持人均产出增长的唯一候选者是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——即知识与技术的进步。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把 TFP "打开"，证明知识因非竞争性而可被无限复用，但知识生产本身依赖研发投入、人力资本与激励结构；而激励结构最终由制度决定。本报告用 Penn World Table 10.0 对九个经济体（时期）重新做了增长核算，并检视了工业革命、苏联、东亚、中国、南北韩、博茨瓦纳等案例：证据与理论高度一致——增长由创新维持，创新由制度维持；积累只能赢得时间，知识才能赢得未来。
核心命题（先行预告，后文逐一证明）
- 递减律：在边际报酬递减下，储蓄率翻倍只把稳态收入提高约 41%，却不能永久提高增长率哪怕 0.1 个百分点（§2 数理证明）。
- 剩余律：增长核算表明，跨国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来自 TFP 而非要素积累——"是生产率，不是流汗"（§3，含本报告基于 PWT 10.0 的重算）。
- 非竞争性律：知识可被无限人同时使用而不损耗，这是增长得以"不耗尽"的数学根源；但正因此市场自发供给不足，需要专利、补贴与制度补偿（§4）。
- 激励律：创新由追逐暂时垄断租金的企业完成，竞争与创新呈倒 U 形；创造性破坏是增长的微观机制——美国每年超过 10% 的企业消亡、同等数量的企业诞生（§5）。
- 制度律：制度是"原因的原因"。南北韩同源同种、人均收入相差约 29 倍，构成社会科学中最干净的对照实验之一（§6、§7）。
- 可持续性警示：研究生产率正以年均约 5.1% 的速度下降；在人口萎缩的世界里，增长不会自动延续（§8）。
§1问题：停滞是常态，增长是例外
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"经济增长"这个概念并不存在——因为没有增长可供概念化。图 0 展示了两千年的人均 GDP 轨迹：从公元 1 年到 1820 年，意大利的人均产出从约 1,407 国际元缓慢爬升，中国在公元 1000 年至 1820 年间几乎完全停滞于 1,200 国际元上下；而 1820 年之后，曲线陡然竖起——世界人均 GDP 从 1820 年的约 1,128 国际元升至 2022 年的约 16,677 国际元，202 年间增长约 14.8 倍（[Maddison Project / OWID]）。诺贝尔委员会在 2025 年的颁奖词中正是以这一对比开篇："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，生活水平在代际之间没有显著变化……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。"（[NobelPrize.org]）
这一"大停滞—大增长"的断裂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问题。浅层问题是：为什么增长在 19 世纪前后启动？Galor 与 Weil 的统一增长理论给出了一个内生转换框架：经济从马尔萨斯体制（技术进步缓慢、人口增长吞噬全部产出增量）经后马尔萨斯体制，最终因人口转型逆转了"收入—生育"的正相关而进入现代增长体制（[AER 2000]）。Kremer 的著名检验则显示，在彼此隔绝的社会中，初始人口越大，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越快——因为知识的非竞争性意味着"更多人 = 更多想法"（[QJE 1993]）。
深层问题——也是本报告的主题——是：增长一旦启动，靠什么维持？毕竟历史上不乏"启动而后熄火"的增长：苏联在 1950 年代实现了年均 6% 以上的国民收入增长，到 1980 年代前半期已衰减至 0.6%–2.0%（不同估算口径），最终连体制本身一同崩溃（[NBER]）；20 世纪最富有的四分之一人口人均收入增长了约六倍，而最贫穷的四分之一增长不足三倍——增长既可以"维持"，也可以"失去"（[IMF]）。Robert Lucas 的名言——"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，就很难再想别的事情"——被 2025 年诺贝尔委员会再次引用，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数十亿人的命运（[ECB]）。
1.1一个概念澄清：启动 ≠ 维持
增长文献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混淆，是把"增长的启动条件"（储蓄动员、基础设施、出口导向、政治稳定）误当作"增长的维持条件"。这两者在数学上是严格可分的：启动对应模型中从低稳态向高稳态的转移路径（transition dynamics），其特征是暂时的高增长；维持对应平衡增长路径（balanced growth path）上的持久增长率，其来源只能是持续的效率改进。下文 §2 将证明：任何只依赖要素积累的增长策略，其增长率都是时间的减函数——这正是"启动"与"维持"必须分开讨论的原因。
概念上，本报告把"什么维持了经济增长"分解为三个递进层次，并以此为全文骨架：直接层——核算意义上的增长来源（资本、劳动、人力资本、TFP）；机制层——TFP 从何而来（研发、干中学、结构转型、创造性破坏）；深层层——机制为何在某些社会运转而在另一些社会失灵（产权、竞争、开放的制度与文化）。这三层恰好对应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：Solow（1987）的核算框架、Romer（2018）的内生机制、Acemoglu–Johnson–Robinson（2024）的制度深层原因，以及 Mokyr–Aghion–Howitt（2025）对"创新如何维持增长"的历史与理论回答（[NobelPrize.org]）。
§2基准模型：索洛的逻辑——积累不能维持增长
一切关于"什么维持增长"的严谨讨论，都必须从否定性定理开始：什么不能维持增长。Solow（1956）的模型给出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否定性结论之一，并因此获得 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（[NobelPrize.org]）。本节以标准记号重建该模型，并从中提炼出贯穿全文的逻辑链。
2.1模型设定
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Cobb–Douglas 形式，具有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、以及各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：
其中 Y 为产出，K 为资本存量，L 为劳动，A 为技术水平（全要素生产率），α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。令人口以速率 n 增长、技术以速率 g 增长、资本以速率 δ 折旧，储蓄率 s 外生。以"有效劳动人均"为单位（小写字母），资本积累方程为：
方程 (2) 的左边是资本深化，右边第一项是实际投资，第二项是"持平投资"——为维持资本—有效劳动比不变所必须的投资量。当 k̇ = 0 时经济到达稳态（[MIT 讲义]）：
2.2核心否定性结果：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
由式 (3) 直接求弹性：∂ln y*/∂ln s = α/(1−α)。取标准校准 α = 1/3，弹性为 0.5——储蓄率翻倍只使稳态人均产出提高约 41%，而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恒等于零。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对此的表述斩钉截铁："储蓄比例的提高不能带来增长率的永久提升……若无技术进步，人均收入与实际工资将不再增长。"（[NobelPrize.org]）用微分方程的语言说：式 (2) 是不动点系统，s 只移动不动点的位置，不改变系统在不动点处的动态——而"维持增长"问的恰恰是动态。
在递减报酬与规模报酬不变下，任何只依赖资本与劳动积累的增长路径必然收敛到稳态，人均产出增长率趋于 g（技术进步率）；若 g = 0，则人均增长必然趋于 0。要素积累只能"购买时间"，不能"购买永恒"。
证明梗概：式 (2) 中，f′ > 0、f″ < 0 且满足稻田条件，故 s·f(k) 与直线 (n+g+δ)k 有唯一正交点且全局稳定；在稳态邻域内增长率 ∂lny/∂t = αk̇/k → 0。∎
这个命题有一个重要的福利学推论——黄金律（Golden Rule）：稳态消费 c* = f(k*) − (n+g+δ)k* 在 f′(kgold) = n+g+δ 处取到最大，对应储蓄率 sgold = α（[MIT 讲义]）。储蓄率超过黄金律的经济体处于动态无效率：它牺牲了现在和未来的消费去堆积资本——这为 §7 评估某些高投资率经济体（如中国投资率曾达 GDP 的 45%–47.7%）提供了判据（[EPRS]）。
2.3转移动态：追赶是暂时的，速度是有限的
对式 (2) 在稳态附近对数线性化，可得收敛速度：
式 (4) 说：离稳态越远，增长越快——这是追赶效应（catch-up）的数学形式。但代入标准参数（α=1/3，n+g+δ=0.06）得 λ ≈ 5.3%/年，意味着收入差距的半衰期只有约 13 年；而 Barro 与 Sala-i-Martin 在美国各州、日本各县及跨国数据中测得的收敛速度系统性地只有约 2%/年，Barro 称之为"铁律"（[ECB]，[Barro 2012]）。理论与实证的裂缝由一个假设弥合：Mankiw、Romer 与 Weil（1992）把人力资本纳入生产函数后，广义资本份额升至约 2/3，预测的收敛速度恰好降至约 2%/年，模型对跨国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大幅改善（[RBA]）。
2.4一个数值反事实：没有 A 的增长能走多远
命题 1 的力量最好用数值反事实来体会。设一个经济体以韩国式的高储蓄率（s=0.40）积累资本，对比两种情形：技术以 2%/年进步 vs. 技术完全停滞（g=0）。模拟 60 年（大致相当于 1960—2020 年这一代人）：
这个反事实并非思想实验的抽象物——它精确对应了苏联的历史路径（§7.4）：1950 年代的高投资带来了高速增长，但随着资本边际产品递减而 TFP 停滞，增长率系统性下滑，最终"耗尽"。用 Krugman 评价东亚的术语说：那是"汗水（perspiration）而非灵感（inspiration）"的增长（[IDE-JETRO]）。索洛模型因此把"什么维持增长"的问题收敛为一个更锋利的问题：什么维持 A（TFP）的增长？这是 §4 与 §5 的主题。在此之前，§3 先用增长核算检验命题 1 在现实世界中的成色。
§3核算证据：把增长拆开看
3.1索洛剩余：一个改变学科的会计恒等式
Solow（1957）把式 (1) 取对数求导，得到增长核算恒等式：
等式左边是可观测的人均产出增长，右边前两项是可观测的资本深化与人力资本贡献，最后一项是作为残差被测出的 TFP 增长——即"索洛剩余"。应用于美国 1909—1949 年数据，Solow 发现人均产出增长的 87.5% 无法由要素投入解释，只能归因于技术变革（[Innovation & Economic Growth]）。Denison 后来对 1929—1982 年的精细分解同样显示：约 34% 归于"知识的增长"，11% 归于资源再配置，11% 归于规模经济，而资本仅贡献 12%（[Solow 诺奖演讲]）。
这一核算传统的现代总结是 Easterly 与 Levine 的五条典型化事实，其中第一条是："是 TFP 这个残差——而非要素积累——解释了国家间收入与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。"他们还发现：要素积累是持续的，而增长率不是；资本注入并不引致未来增长（Granger 因果方向恰好相反）（[Easterly & Levine 2001]）。Hall 与 Jones（1999）对 127 个国家的水平核算发现，物质资本与教育只能解释人均产出跨国差异的一小部分，巨大的差异留在索洛剩余之中，并进一步把剩余追溯到"社会基础设施"——制度与政府政策（[QJE 1999]）；Hsieh 与 Klenow 的静态框架则估计 TFP 解释了跨国产出差异的 50%–70%（[EU 区域政策研究]）。
3.2本报告的重算：九个经济体（时期）的增长解剖
为使上述论断可复核，本报告基于 Penn World Table 10.0（[GGDC]）的实际产出、就业、资本存量、人力资本指数与 TFP 序列，按式 (5) 对九个经济体（时期）重新做了增长核算。资本份额取各期 1−劳动份额的样本均值。结果如图 4 与表 1。
| 经济体 / 时期 | 人均产出增长 | 资本深化贡献 | 人力资本贡献 | TFP 贡献 | 形态判定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日本 1955–1973 | 7.41 | 3.30（45%） | 0.52（7%） | 3.05（41%） | 积累 + 效率双引擎 |
| 韩国 1963–1997 | 5.74 | 2.41（42%） | 1.03（18%） | 2.04（36%） | 积累 + 效率双引擎 |
| 台湾 1960–2019 | 4.85 | 1.41（29%） | 0.92（19%） | 2.40（49%） | 效率为主 |
| 中国 1978–2007 | 4.83 | 2.96（61%） | 0.73（15%） | 0.78（16%） | 积累为主、效率为辅 |
| 中国 2008–2019 | 4.91 | 4.36（89%） | 0.56（11%） | −0.05（−1%） | 几乎纯积累驱动 |
| 新加坡 1965–2019 | 3.50 | 2.12（61%） | 0.82（23%） | 0.19（5%） | 高度积累驱动 |
| 博茨瓦纳 1966–2019 | 4.87 | 3.83（79%） | 0.54（11%） | 0.42（9%） | 资源资本化驱动 |
| 美国 1954–2019 | 1.66 | 0.51（31%） | 0.34（20%） | 0.69（42%） | 效率为主 |
| 巴西 1980–2019 | 0.11 | 0.31 | 1.02 | −1.03 | 效率崩塌致停滞 |
注：份额按贡献/人均产出增长计算，因四舍五入及余项（劳动投入结构等）各项加总与总增长略有出入。资料来源：本报告基于 PWT 10.0 计算。
表 1 揭示了一个比任何单一国家研究更有说服力的规律：凡是增长持续数十年的经济体（日本高速增长期、韩国、台湾），TFP 贡献都在 35%–50% 的量级；凡是 TFP 贡献归零或转负的时期（中国 2008–19、巴西 1980–2019），增长要么降速、要么停滞——即便资本积累仍在全速运转。巴西是最刺眼的对照：人力资本以年均 1.02 个百分点的速度贡献增长，资本也在深化，但 TFP 以年均 −1.03% 的速度坍缩，最终人均产出四十年几乎零增长——积累在"漏水的桶"里完全失效。这与 Eichengreen、Park 与 Shin 对增长减速的系统研究一致：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减速中，约 85% 由 TFP 放缓解释，只有 15% 归因于资本积累——"增长减速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生产率减速"（[World Bank]）。
3.3前沿经济体的自证：美国生产率的长波
如果 TFP 是增长的维持者，那么技术前沿国家（无可模仿对象、只能靠原创）的增长史应直接映射其 TFP 史。美国数据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对照：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 1952–1973 年为年均 3.0%，1974–2007 年降至 2.1%，2008–2015 年再降至 1.2%（[Federal Reserve / BLS]）。Gordon 用三次工业革命（IR）解释这一长波：IR#2（1870–1920：电力、内燃机、自来水与公共卫生、化学）驱动了半个世纪的高速 TFP 增长；而 IR#3（信息技术）仅在 1996–2004 年间短暂提振了 TFP——"IR#3 未能通过 TFP 检验"（[Gordon, Bank of Canada]）。
美国案例还标定了 Kaldor 六条"典型化事实"的解释力边界：劳动与资本份额、资本产出比、投资回报率长期大致恒定，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以大致恒定速率增长（[Kaldor 1957, via Fed]）。平衡增长路径在数据中的这种惊人稳定性，反过来约束了一切可行的增长理论：任何"维持增长"的机制必须能产生恒定的人均增长率与恒定的要素份额——这一约束在 §4 的思想生产函数中将发挥关键作用。
§4内生增长：把 A 放进模型——知识的生产函数
4.1非竞争性：增长不耗尽的数学根源
索洛模型把技术 A 当作天降之物（外生），从而把"什么维持增长"推出了模型之外。Romer 在 1986 与 1990 年的两篇论文把它重新拉回模型内部，其支点是一个看似平凡却后果深远的观察：知识是非竞争性的（non-rival）——勾股定理被一亿人同时使用，不会比被一个人使用损耗分毫（[WSJ]）。Romer 自己的表述更为直白："经济体之所以增长，是因为人们把资源重新组合，使之更有价值。"（[Business Insider]）
非竞争性的数学后果是规模报酬递增：资本与劳动翻倍使产出翻倍，但若知识也翻倍，产出将多于翻倍——想法的边际复制成本为零。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是 AK 模型 Y = AK：资本（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与知识）报酬不再递减，于是只要 sA > δ，产出就以 sA−δ 的速率永续增长——储蓄率第一次拥有了增长效应（[OECD]）。在 Romer（1990）的产品种类模型中，增长由研发部门驱动：企业为获得暂时垄断利润而开发新设计，知识溢出使后续研发站在前人肩上，经济总体呈现递增报酬，但分散均衡中私人研发低于社会最优——这为研发补贴与专利制度提供了理论正当性（[ECB]）。Romer 为此获得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4.2思想的生产函数与"钓鱼枯竭"问题
把"思想"当作可生产的产出，需要一个生产函数。文献的标准设定是：
其中 LA 是研发人员，φ 度量"站在巨人肩上"（φ>0）与"钓鱼枯竭"（φ<0）的净效应。Romer（1990）相当于设 φ=1，此时增长率与研发人员规模成正比（规模效应）。Jones（1995）的时间序列检验否定了这一强形式：OECD 国家的研发人员数量几十年来成倍增长，而 TFP 增长率却大致平稳——规模效应不成立。半内生模型取 φ<1，得到稳态增长率：
式 (7) 的推论冷峻而深刻：长期增长率不取决于研发强度（水平效应），而取决于人口（研发者来源）的增长率；若研发人员不增长，思想存量的增长将因 φ<1 而衰减至零（[ESRI]，[IMF]）。
Bloom、Jones、Van Reenen 与 Webb（2020）给式 (6) 做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直接测量，结论已被凝练为一句名言："创意正变得越来越难找。"1930—2010 年间，美国有效研究者数量增长了约 23 倍，而 TFP 增长维持在约 1.65%/年——换言之，研究生产率以年均约 5.1% 的速度下降：为了维持不变的增长率，经济必须投入指数增长的研发努力（[IMF WP/25/183]）。
这一发现为"什么维持增长"提供了一个关键限定：增长不是免费的午餐，而是一份需要不断追加投入才能续费的订阅。它也重新点亮了人力资本的位置：Lucas（1988）证明人力资本可在学校与工作中无限积累而不受报酬递减约束，MRW（1992）的跨国回归估计教育贡献了增长的约三分之一（[ACIAR]）——人是思想的载体，人力资本是研发投入的"分子"。2023 年韩国将 GDP 的 4.94% 投入研发、以色列约 6.35%（2024 年分别约为 5.1% 与 6.8%，居 OECD 前两位），本质上都是在为这张"订阅"续费（[World Bank]，[OECD 2026]）。
§5创造性破坏：创新的微观引擎
Romer 的模型解释了"想法从哪来"，却没有解释一个更残酷的事实：新想法的到来同时宣判了旧资本的死刑。Aghion 与 Howitt（1992）把熊彼特 1942 年的"创造性破坏"严格模型化：增长由质量阶梯上的连续创新推动——每一级创新者获得暂时垄断租金，直到被下一级创新者取代；研发投资的激励来自租金，而租金的寿命由下一次创新的到来率决定。增长因此不是平滑的积累，而是"一场永不停歇的创新竞赛"（[ECB]）。
该框架产出了一个可证伪且已被证实的预测：竞争与创新之间呈倒 U 形关系。在技术势均力敌（neck-and-neck）的行业，竞争加剧压缩了"不创新"的租金，企业为"逃离竞争"而加大研发；而在技术差距悬殊的行业，竞争加剧反而侵蚀落后者追赶成功后的租金（熊彼特效应）。Aghion、Bloom、Blundell、Griffith 与 Howitt（2005）用英国上市公司面板与引用加权专利数据验证了这条倒 U 曲线（[LSE/CEP]）。这一结果对政策有直接含义：反垄断与竞争政策不是在"效率"与"创新"之间做取舍，而是在寻找倒 U 的顶点。
创造性破坏在数据中留下了清晰的指纹：在美国，每年超过 10% 的企业退出市场，同时有超过 10% 的企业新进入；存续企业内部的岗位创造与消亡规模更大。企业更替推动了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再配置，构成总 TFP 增长的实质部分（[NobelPrize.org]）。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 Mokyr、Aghion 与 Howitt，授奖词完整概括了 §4–§5 的逻辑链：Mokyr"识别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"——不仅要知其然（经验诀窍），更要知其所以然（科学解释），且社会对变革保持开放；Aghion 与 Howitt 则提供了"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"（[NobelPrize.org]）。
至此，逻辑链已经推进到：积累不能维持增长（§2，命题 1）→ TFP 维持增长（§3，核算证据）→ TFP 由创新生产，创新依赖研发投入与创造性破坏的激励结构（§4–§5）。但链条还差最后一环：为什么同样的研发投入与市场竞争，在一些社会结出硕果，在另一些社会却胎死腹中？答案在制度——§6。
§6制度：增长的深层原因
6.1从"直接原因"到"根本原因"
增长核算把增长分解为资本、劳动与 TFP，但这些都是直接原因（proximate causes）——"我们增长是因为我们积累了资本、改进了技术"近乎同义反复。真正的问题是根本原因（fundamental causes）：为什么有的社会积累资本、采纳技术，而另一些不？Hall 与 Jones（1999）给出的中介变量是"社会基础设施"——鼓励生产而非掠夺的制度与政府政策，并证明它能系统解释跨国收入差异中的残差部分（[QJE 1999]）。
Acemoglu、Johnson 与 Robinson（2001）为这一因果链提供了识别策略上的里程碑：以殖民地时期的移民死亡率作为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——死亡率高的殖民地，欧洲人不肯定居，于是建立攫取性制度（extractive institutions）以掠夺资源；死亡率低的地方，移民定居并移植包容性制度（inclusive institutions：产权保护、法治、对权力的约束）。工具变量回归显示制度对人均收入具有巨大且因果性的影响（[ECB WP]）。这一研究纲领——连同对制度形成与持续性的分析——为三人赢得了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（[GGDC]）。西班牙央行的总结精练：包容性制度激励创造财富、激励创新，形成"增长—公民社会—更好制度"的良性循环；攫取性制度则瓦解创造财富的激励（[Banco de España]）。
增长的因果链是分层的：制度 → 激励 → 创新与积累 → TFP 与要素投入 → 产出增长。数学模型刻画的是链条的后两段（§2、§4、§5），制度决定的是链条的第一环——它决定创新者能否保住租金（产权）、挑战者能否登场（开放与竞争）、知识能否自由流动（思想市场）。
6.2最干净的对照实验：北纬 38 度线两侧
制度假说面临的标准质疑是内生性：也许富裕造就了好制度，而非相反。朝鲜半岛提供了一个近乎实验室级别的自然实验：同一民族、同一文化、同一地理禀赋，1945 年后被随机地（由外部力量）分置于两种制度之下。结果无需复杂计量即可读取——韩国的人均 GNI 从 1950 年代初的 67 美元升至 2024 年的 36,624 美元（[World Bank]）；而朝鲜 2024 年人均 GNI 估计约 172 万韩元（约 1,260 美元），韩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朝鲜的 29 倍（人均口径亦约 29 倍）（[AsiaToday/BOK]，[Bank of Korea]）。
卫星夜景照片里，北纬 38 度线以南灯火通明、以北一片漆黑——这或许是社会科学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张"回归图"。制度之外的一切对照变量（人种、语言、历史起点）都被实验设计控制住了。
§7世界证据：六组自然实验
理论（§2、§4–§6）给出了命题，核算（§3）给出了事实轮廓。本节把两者放进历史的试管：六组真实世界的"实验"，每一组对应理论的一个可证伪预测。
7.1东亚双城记：韩国/台湾 vs 新加坡——积累与效率的配比实验
Young（1992, 1995）对东亚四小龙的增长核算曾引发"东亚奇迹是否只是要素堆积"的论战：他发现新加坡的 TFP 增长几乎为零，增长几乎完全由资本深化与劳动参与解释，Krugman 据此预言东亚将重蹈苏联覆辙（[IDE-JETRO]）。三十年后回看，本报告基于 PWT 10.0 的重算（表 1）给这场论战提供了一个均衡的裁决：新加坡确实高度依赖资本深化（贡献 2.12 个百分点 vs TFP 仅 0.19），但韩国（TFP 2.04）与台湾（TFP 2.40）的效率贡献厚实得多；Hsieh 用"对偶法"（价格而非数量）重算后，新加坡 1971–90 年 TFP 增长达 2.6%，提示官方资本存量数据可能高估了积累速度（[IMF]）。论战的教训比结论更重要：Krugman 的预言对新加坡部分成立、对韩国台湾基本落空——因为后两者在积累的同时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（韩国如今的研发强度 4.94%，全球第二）。东亚奇迹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两个：一个关于积累，一个关于学习。
7.2中国：一部引擎切换的现场记录
中国的案例珍贵之处在于，它在同一个国家内、相隔一代人的时间里，先后演示了增长的几乎全部机制。世界银行与 IMF 的增长核算显示：1978 年改革后，TFP 年均增长约 2%–4%，贡献了人均产出增长的约 40%（1979–2008 年 TFP 年均 3.1%）；TFP 爆发的时点与制度变革严格同步——80 年代初的农业自由化（家庭联产承包）与 90 年代初的市场化加速（[World Bank]，[IMF]）。Brandt 与 Zhu 的分解显示 1978–2007 年 TFP 增长贡献了人均 GDP 增长的约 77.7%，且非国有部门 TFP 增速（3.9%–4.0%）远超国有部门（1.68%）——制度差异在同一国境内即清晰可见（[UNESCAP]）。
但 2008 年以后，引擎悄然切换：本报告基于 PWT 的重算显示，2008–19 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中资本深化的贡献升至 4.36 个百分点（约 89%），TFP 贡献降至约零（−0.05）；投资率长期维持在 GDP 的 42% 以上、2012 年资本形成率高达 47.7%（约为世界平均的 2.5 倍）（[EPRS]，[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]）。资本的边际产出随之递减——增量资本产出比（ICOR）持续恶化。这正是命题 1 与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现实投影：Eichengreen 等发现高速增长经济体在人均收入约 16,000 美元（2005 年不变价）处减速，且减速的 85% 由 TFP 解释（[World Bank]）。中国 2024 年前后约 2.8% 的研发投入强度首超 OECD 均值、创新指数跻身全球前十（[港交所披露]），表明政策层已明确把答案押在"创新驱动"上——理论（§2）说，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。
7.3日本：收敛定理的完美演示
日本 1955–1973 年人均产出年均增长 7.41%（表 1），其中 TFP 贡献 3.05 个百分点——这是"后发优势"的教科书形态：距前沿远，引进吸收的技术转移即足以驱动高增长。1991–2019 年，同一国家的人均增长降至 0.69%，TFP 贡献降至 0.26。索洛的式 (4) 早已写下这结局：追赶型增长是稳态距离的一次性红利，越接近前沿，模仿红利越薄，增长必须转向原创创新；而日本在人口老龄化与研究生产率下降的双重挤压下未能完成切换（[RIETI]）。日本演示的不是"失败"，而是收敛定理本身。
7.4苏联：命题 1 的反例验证（证实）
如果"积累不能维持增长"是定理，那么一个倾全国之力进行资本积累而压制创新的体制，应当精确地走出一條"起飞—减速—停滞"的轨迹。苏联做到了。Khanin 的重新估算显示，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从 1950 年代的 6.9% 递减至 1960 年代的 4.2%、1970 年代的 2.0%、1980–85 年的 0.6%；即使按 CIA/Bergson 的官方修正口径，也是 6.0% → 5.2% → 3.7% → 2.0% 的单调衰减（[NBER]）。与此同时资本存量以 4%–8% 的速度持续扩张——投入在加速，产出在减速，缺口全部由 TFP 负增长解释。Krugman 正是借用这组核算写下《亚洲奇迹的神话》的警告：纯粹"汗水驱动"的增长必然撞上递减报酬之墙（[IDE-JETRO]）。苏联不是增长的失败案例，而是索洛模型的成功案例——它验证了定理。
7.5博茨瓦纳 vs 津巴布韦：制度把资源变成财富
1966 年独立时，博茨瓦纳是世界第二贫穷国家（人均 GDP 约 69 美元）；此后三十余年，它以年均约 7.7% 的人均增速成为同期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，钻石发现后人均 GNI 增速达全球平均的五倍，1990 年代初即跻身中高收入国家（[World Bank]，[CEU]）。关键是：钻石在许多国家是"资源诅咒"，在博茨瓦纳却成了燃料——差别在于包容性制度（对精英权力的传统约束、审慎的财政框架、非洲最低的腐败感知）（[Banco de España]）。对照组就在边境另一侧：1966–2018 年，博茨瓦纳人均 GDP 从 518 美元升至 8,031 美元（+1,450%），而津巴布韦仅从 981 美元升至 1,322 美元（+35%），同期全球平均 +136%（[HumanProgress]）。资源禀赋不能维持增长；能把禀赋转化为投资的制度才可以。
7.6合流与分流：收敛地图
把 §7 的六组证据并排，可见它们不是轶事的堆砌，而是同一定理的六面棱镜：
| 案例 | 检验的命题 | 预测 | 观察结果 | 裁决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苏联 1950–85 | 命题 1：纯积累不能维持增长 | 增长率单调递减至零 | 6.9% → 0.6%（Khanin） | 证实 |
| 新加坡 vs 韩国/台湾 | 增长形态可持续性差异 | 低 TFP 份额者先触及天花板 | 新加坡人均增速 1965 年后持续低于韩/台；韩/台完成创新转型 | 证实（部分） |
| 中国 1978 vs 2008 | 结构改革 → TFP；递减报酬 → ICOR 恶化 | 改革期 TFP 爆发；纯投资期 TFP 枯竭 | TFP 贡献 40%+ → 约 0% | 证实 |
| 日本 1955–73 vs 1991–2019 | 收敛定理（式 4） | 追赶红利随稳态距离消失 | 7.41% → 0.69% | 证实 |
| 南/北朝鲜 | 制度是深层原因（命题 2） | 同禀赋、异制度 → 收入巨差 | 人均收入相差约 29 倍 | 证实 |
| 博茨瓦纳 vs 津巴布韦 | 制度中介资源禀赋 | 包容性制度破解资源诅咒 | +1,450% vs +35%（1966–2018） | 证实 |
注：各案例数据来源见正文相应脚注。
§8增长的可持续性：前沿与隐忧
一个诚实的回答必须包括压力测试：维持增长的机制本身是否可持续？式 (7) 暴露了两个隐患。
隐患一：创意的边际成本在上升。研究生产率年均 −5.1% 的下降意味着，维持 1.65% 的 TFP 增长所需的研究投入约每 14 年翻一倍（[IMF WP/25/183]）。前沿国家 1970 年代以来的生产率放缓（图 5）可能部分正是这一"钓鱼枯竭"的宏观投影。美国潜在增长的下滑几乎全部由生产率贡献（[Powell, Fed]）。人工智能能否逆转这一趋势——把"发现"本身自动化——是当前最重大的开放问题；Nobel 委员会 2025 年的警告（"经济增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……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的机制，否则将退回停滞"）在此语境下尤显尖锐（[Rediff/Nobel]）。
隐患二：人口是思想的最终原料。在半内生框架（式 7）中，长期增长率正比于人口增长率 n。Jones（2022）把这一逻辑推到极端情景：若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，研发者绝对数量终将萎缩，"空荡星球"情景下知识与生活标准随人口一同停滞；他以反问作结——"人的质量能替代人的数量吗？基本不能。一个人无法替代十亿人中包含的爱因斯坦、爱迪生与 Jennifer Doudna。"（[RIETI]）对正经历人口转折的东亚经济体而言，这不是遥远的哲学问题：式 (7) 的右边正在变小。
这两处隐忧共享同一结构：增长的维持条件是内生于人类选择的——研发投入是选择（图 7 的费率差异即选择差异），生育与教育投入是选择，对创造性破坏的容忍度更是选择。制度与政策不是增长的外生背景板，而是增长方程的参数。这正是"什么维持了经济增长"这一问题具有政策紧迫性的原因。
§9结论：一个分层的答案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什么维持了经济增长？综合数理模型、逻辑推演与世界证据，答案是分层的：
第一层（核算层）：生产率。对式 (5) 的核算在所有可检验的案例中指向同一结论：要素积累决定收入水平的台阶，TFP 决定增长率的存续。资本与劳动是增长的"燃料"，但燃料会烧尽（命题 1）；知识是增长的"引擎"，因为它非竞争、可累积、可无限复用。
第二层（机制层）：创新及其激励。TFP 不是天赐甘露，而是研发、干中学、结构转型与创造性破坏的产出。思想生产函数（式 6）把增长锚定在研发者身上；创造性破坏理论说明，创新由对暂时垄断租金的追逐驱动，由适度竞争（倒 U 的上升段）激励，由开放与知识流动放大。
第三层（制度层）：让创造性破坏得以发生的规则。产权保护使创新者敢于投入（否则租金被掠夺），法治与权力约束使在位者不能封杀挑战者（否则破坏不再"创造"），教育的普及与人口的质量—数量转型为思想生产提供原料。南北韩、博茨瓦纳与苏联分别从正反两面证明：制度不是增长的配菜，而是主菜的烹饪方式。
因此，对"什么维持了经济增长"最凝练的回答是：短期看，积累可以买来增长；长期看，只有"生产知识的机制"能维持增长——而这个机制本身，由制度维持、由人口滋养、由对变革的开放态度守护。增长不是经济的自然状态，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投入与制度维护的人类成就。1820 年以前的两千年证明了它不会自动发生；1950 年代的苏联证明了它不会自动持续；而韩国、台湾与博茨瓦纳证明了：当知识生产机制被正确地点燃与维护，增长可以持续得比任何人的预期都久。